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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河文學》2020年第9期|武歆:碉樓·閲讀
來源:《黃河文學》2020年第9期 | 武歆  2020年11月19日08:10

1

什麼地方可能讓思緒飛揚?大家理所當然想到高山之巔、大海之上,在高處和開闊之地,思想更容易漫天飛舞;卻從來沒有想過,在令人拘謹的碉樓之上,思緒同樣不可抑制。

夏季的廣東江門。

來自北方的我,感覺世界只剩下“驕陽、汗水”這兩件火辣辣濕漉漉的事,但是當看見聞名於世的碉樓時,精神還是為之一振。它們真切地矗立在綠色田野中,遠遠望去,像是精心擺放的積木玩具,又像是一棵棵深扎地下的樹木。它們在旅行地圖上被稱為“開平碉樓”,不僅是融合中西風格的精美建築,還是特定年代下的歷史文化座標。

碉樓大多由主樓、附樓和庭院組成,磚混結構,外牆水泥,四角猶如懸空的燕子窩,樓頂都是六角琉璃瓦的涼亭。附樓為廚房以及存放生活、農具物品的地方。在百多年前,周邊的人都知道開平人有錢,因為開平人有着遠涉重洋敢於打拼天下的歷史傳統,雖然開平人的財富積累是用鮮血和生命換取的,但是兵荒馬亂的年代,賊人流寇哪管這些,還是想盡各種辦法強行奪取。有錢的開平人建築了自我保護的碉樓建築,門窗都是鐵皮造就,平日打開,遇有戰亂、匪患,立刻緊閉,足以抵擋刀槍的進攻。加上各種角度的槍孔,還有家中常年儲備的真槍實彈,足以威懾那些心懷不軌的賊人流寇。

站在碉樓頂層的涼亭上,毫無拘束地眺望遠方。樹木、綠地、藍天白雲,還有更遠處的荷塘和遠山。世界瞬間寧靜下來。

卻是……卻是莫名其妙地想到閲讀。

就像法國人帕特里克·莫迪亞諾在小説《地平線》中説的那樣:“一段時間以來,博斯曼斯想到自己青年時代的某些片段。”

那一刻,我與書中的博斯曼斯,彷彿是相識多年的好友,在他的感應下也想起某些閲讀片段。

“我站在碉樓上,想到那些死後才聲名遠揚人的生活與創作的人生片段。”

這樣的閲讀聯想,當真是第一次。

碉樓——閲讀——死後——聲名遠揚——這是怎樣的聯繫?

2

佩索阿,葡萄牙人。全名應該是費爾南多·佩索阿。

在1970年之前,他的葡語詩作沒有一篇被譯成英文。要知道,他早在1935年就去世了,去世那麼多年,英語的歐洲大陸沒有人想起他。後來,他的同胞薩拉馬戈在1998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曾對採訪他的歐洲記者説:“代表20世紀精神的作家應該首推卡夫卡、佩索阿和博爾赫斯。”記者們面面相覷,佩索阿是誰?

佩索阿始終處在被忽視的文學境遇之中。即使是在1994年,美國批評界的巨頭布魯姆把佩索阿與但丁、莎士比亞等人一同列為世界文學巨匠時,歐洲人還是不知道佩索阿是誰。

如今,佩索阿越來越被世界熟識,已經被公認為最具現代詩性的偉大詩人之一。

佩索阿的人生經歷很簡單,也像那些遠行但最後選擇回到家鄉的開平人一樣,他曾經離開過里斯本前往南非學習、生活,十年後重新回到里斯本,從此再也沒有離開過,直到四十七歲那年在里斯本家中去世。

站在碉樓的涼台上,背陰的地方,清爽的涼風陣陣吹過,寂寞之中增添些許的惆悵,似乎……似乎只有佩索阿的詩句,才能完全吻合我彼時的“碉樓心境”。

來吧,坐在我身邊,麗迪婭,在河岸,

讓我們靜靜地看河水流去,

認識生命的一去不返,我們沒牽手。

佩索阿的另一首悲傷詩句,也適合在心中吟誦。

死是逆旅的彎路,

死去有如迷途。

我聽着看着你隱身,

你存一如我存。

並非所有的心中悲傷都是生活悲劇。許多時候,悲傷反而讓詩人擁有更加寬廣的書寫心境。

大詩人費爾南多·佩索阿,在其死後,自世界的頂禮膜拜,為曾經孤獨的詩句做了真誠的詮釋;自我擁抱的靈魂,慢慢地鬆開,化作一片雲彩,再一次向世界告別。

3

坐在碉樓裏面。

其實,碉樓冬暖夏涼,生活其中感覺不到一絲潮濕。從百多年前的生活細節之處也能夠清晰地看出來,這些曾在國外打拼的開平人,有着返回故里後的怎樣心靈平寧。

精緻的兒童小木椅,好看的木質貓籠,還有留聲機、浴盆、抽水馬桶、威士忌木箱……疲憊的遊子回到家鄉,更加追求生活細微之處的品質。那是一生辛勞之後的精神放鬆。回憶,只有掙扎、奮爭、不屈之後的回憶,才會擁有更加痛徹的思想啓悟。

思想深刻的寫作者,常常擁有悲傷的人生境遇。比如俄羅斯猶太作家瓦西里·格羅斯曼,還有他厚重的生命書寫——《生活與命運》。

這部翻譯成中文變成一千頁的文學大書,放在我的案頭兩年多了,可能還要更長一些。完全是巧合,我去江門之前讀了它。沒有讀完,讀了一部分。

想起格羅斯曼和他的《生活與命運》,是因為書中呈現的生活,與彼時坐在碉樓裏我的心情,竟然完全一樣。

常常的,“想起”是沒有緣由的,就像格羅斯曼説的那樣——

在這種寧靜中,會想起去年的樹葉,想起過去的一場又一場風雨,築起又拋棄的窠巢,想起童年,想起螞蟻辛辛苦苦的勞動,想起狐狸的狡詐和鷹的強橫,想起世間萬物的互相殘殺,想起產生於同一心中又跟着這顆心死去的善與惡,想起曾經使兔子的心和樹幹都發抖的暴風雨和雷電。

我説了這麼多格羅斯曼的“想起”,可能大多數人並不知道格羅斯曼。儘管他的《生活與命運》被歐美學界譽為“當代的《戰爭與和平》”,但是所有的隆重介紹以及由衷的讚譽,都是在他去世二十多年後了。

為什麼説格羅斯曼的《生活與命運》堪比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表面説來,兩部大書擁有相同的敍事結構——都是書寫一場抵抗入侵的戰爭,都是人物眾多、支線龐雜,都是以一個家族作為縱向敍事構架,都是全景式的闊大書寫。

但是故事內部還是不同。

格羅斯曼關注“渺小的人”,這是他書寫《生活與命運》的唯一視角。“在描寫戰場的章節裏,格羅斯曼時時將視角沉降到沙土飛揚的地面,在一陣、一陣爆炸的聲響之間,在一串串從頭上掠過的子彈叢中,使讀者看見一個個士兵如何在最接近死亡的一剎那,裸呈出來人的根本。”

格羅斯曼1964年身患癌症病逝,沒有看到這部書的出版。1980年,《生活與命運》在瑞士出版,隨後譯成多種文字,世界廣為人知。格羅斯曼沒有活着看到《生活與命運》享受來自不同膚色的人的掌聲。

這位1929年畢業於莫斯科大學物理系的記者型作家,有着對人類歷史的獨到的總結。他在書中説過的一段話,令我心中久久震盪:“人類的歷史不是善極力要戰勝惡的搏鬥,人類的歷史是巨大的惡極力要碾碎人性的種子的搏鬥。”

格羅斯曼不僅關注人類歷史,也懷念身邊的親情。他的母親死於1941年的烏克蘭別爾基切夫的大屠殺,在那場大屠殺中,有三萬多名猶太人被德國人殘忍殺害。

格羅斯曼死後,人們整理他的文件時,發現了兩封信,分別是1950年和1961年寫給他死去的母親的信件。其中一封信,是在他母親九週年忌日那天寫的。

我無法想象格羅斯曼在給死去多年的母親寫信時,是怎樣的表情與心情?

我走出碉樓。

4

“開平碉樓”貌似封閉,實則開放。

它們沒有建在遠處丘陵狀的高地。而是建在開闊的平地之上;它們沒有高高的圍牆阻擋,也沒有護城河之類的保護。能夠感受到建築者的內心並非封閉,他們在保衞自我生命的基礎上,時刻沒有忘記人類的遠望,即使被瑣碎的日常所包圍,即使身邊離不開各種農具,但也要擁有能夠眺望遠方的居所,要有無拘無束的沒有任何遮擋物的涼亭。

望着眼前黃昏中的碉樓,我還會想到誰?

想到了卡夫卡。

卡夫卡生前在德語文壇默默無聞,死後引起世界文壇廣泛關注,成為超越文學之外的作家,他被關注的領域不斷延伸,向着美學、向着哲學……向社會的各個層面輻射。

卡夫卡被譽為西方現代派文學的主要奠基人之一。

卡夫卡也是一個戀家的人,和佩索阿一樣。

卡夫卡出生在布拉格,直到生命的最後日子,他才移居到柏林。他敬畏歌德的所有作品,對福樓拜的小説、易卜生的戲劇,也有着自己獨到的研究。就像他居住的布拉格——捷克、德國、奧地利等多種文化的交匯地——他的作品也是凝聚着多種思想的匯合。

在卡夫卡的藝術世界中,所有的美學模式都是悖謬。閲讀者無所適從,感覺荒誕不經。他的非理性荒誕思想來自哪裏?

從卡夫卡的作品中,能夠看到荒誕,但作品不是來源。所以一定要繞開《審判》《變形記》《判決》和《城堡》,要到那封著名的長信之中尋找——《致父親的信》。

只要讀了這封長信,就會明白卡夫卡的悖謬來自哪裏。雖然在《致父親的信》中,卡夫卡在開頭使用了“最親愛的父親”的稱謂,但是在這封長信中,字裏行間充斥着深究、責問、反叛、懷疑乃至批判。

我抄錄了幾句話:

即便我在成長過程中絲毫未受你的影響,很可能也長不成你所中意的樣子。

我倆截然不同,這種迥異使我們彼此構成威脅。

在我面前,你居然果真常常是對的,談話時當然如此——因為我倆幾乎沒有談過話——生活中也是這樣。這並不特別費解,我的所有思考都處在你的重壓之下,我的想法與你不一致時也是如此,而且尤其如此。

你特別相信諷刺所產生的教育效果,諷刺也最適合表達你在我面前的優越感。

與你對孩子的這種態度極不協調的是,你經常當眾訴苦。

我要想逃離你,就得逃離這個家,甚至逃離母親。雖然在她那兒總能找到庇護,但這庇護始終牽連你。

那個永遠無法進入的“城堡”的鑰匙,就隱藏在這封數萬字的長信中。

5

碉樓,在江門的許多村莊都能看到。

比如在一個叫橫江村的小村中也有碉樓。它如同我們平原地區的房子,都是百姓的日常居所。只不過現在沒有人再蓋碉樓了。如今看到的碉樓建築,都是過去的歷史遺存。

橫江村,一個安靜的村落。人不多,兩千多人。村莊周圍有着大片的水田、魚塘。

下午,村中異常安靜。陽光下只有樹葉在慢慢地晃動。

這裏的碉樓空蕩蕩。它們的主人都在海外。如今依舊是屬於他們的房產。

碉樓的窗户,儘管窄小,但是面向遠方。遠方,是安靜無人的水田;水田的更遠方是防潮大堤;過了大堤,便是無邊無際的大海。

我再次走上樓頂的涼亭,嗅到了海風的氣息,雖然有着防潮大堤的阻隔,但彷彿突然看見了大海上的點點船帆。

雖説江門有個“門”字,但江門人從不保守;雖然這裏到處都能看到封閉的碉樓,但樓頂的涼亭上,卻沒有任何遮擋,無論站在哪個角度,都能盡情瞭望、無盡遙想。

否則,我也不會從碉樓想到閲讀,想到遙遠的葡萄牙,想到俄羅斯,想到布拉格和柏林……想到那麼多的文學大師。

其實,每個人的“想起”,不在於身處哪裏,而在於時刻保持“想起”的衝動與慾望。

人類與動物的最大區別,在於人的心中永遠持有精神的漫天飛舞。

武歆,1962年生。在《人民文學》《當代》《中國作家》《上海文學》《作家》《青年文學》《北京文學》等發表小説近百篇,部分被《小説月報》《小説選刊》《新華文摘》《名作欣賞》《中篇小説選刊》《中華文學選刊》《作品與爭鳴》等轉載,多篇入選多種年度文學選本。著有《歸故鄉》《陝北紅事》《密語者》《樹雨》等九部長篇小説,小説集《諾言》,散文集《習慣塵囂》,長篇報告文學《平原森林》等。現居天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