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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書店會議記錄裏的中國出版史
來源:澎湃新聞 | 羅昕  2020年11月19日08:34

11月17日,《生活書店會議記錄1939-1940》新書發佈會暨專家座談會在上海舉行。今年10月,由上海韜奮紀念館編著的《生活書店會議記錄1939-1940》由中華書局出版。這份記錄的時間跨度自1939年2月24日至1940年5月8日。在這段歲月裏,生活書店制訂了雄心勃勃的工作計劃,各項業務蒸蒸日上,成為繼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世界書局、大東書局和開明書局之後的第六大書局,而且發展勢頭強勁,令同業矚目。

《生活書店會議記錄1939-1940》

生活書店誕生於1930年代民族危難之時。《生活書店會議記錄1939-1940》完整呈現了生活書店在抗日戰爭中遷渝後的發展歷程及管理細節,它以第五屆渝地社員大會記錄為起始,包括第五屆理事會會議記錄、第五屆常務理事會記錄、第五屆人事委員會會議記錄、第五屆監察委員會會議記錄、第五屆理事會人事委員會監察委員會聯席會議記錄。這一時期,生活書店一切工作的總原則為“促進大眾文化、供應抗戰需要、發展服務精神”,出版了大量適應抗戰需要、服務大眾文化的書刊,為宣傳、動員、支持抗戰做出了重要貢獻。

據一份《生活書店1939年度工作計劃大綱草案》,生活書店計劃在那一年出版新書739萬字;定期刊物除已出的七大雜誌外,視能力再陸續出版通俗刊物、抗戰畫報、兒童刊物和少年刊物若干種;審查已出版的全部書籍,分成暢銷書、次銷書、滯銷書、絕版書四類,除絕版書暫停印行外,其他各類按一定數量予以重版發行……連營業額,都有具體目標:希望增加至100萬元,內本版書佔60萬元,雜誌佔15萬元,外版書刊佔25萬元。

來自韜奮研究會、上海社科院,復旦大學、華東師範大學等專家學者肯定了《生活書店會議記錄1939-1940》的出版意義。上海社科院歷史所研究員周武梳理道,“八一三”事變後,生活書店總店被迫西遷漢口,發展重心由上海轉移到內地。1938年8月1日再遷重慶冉家巷16號。1939年5月3、4日侵華日軍對重慶大肆轟炸,冉家巷遭嚴重破壞,生活書店總管理處及分店大部分存書物資在同仁的努力下連夜轉移到相對安全的學田灣新址。此後,學田灣總管理處就成為生活書店全國網絡的中樞,指揮全體同人在艱苦困難的戰時狀態下不懈奮鬥。

1939年重慶“五三”“五四”大轟炸後,生活書店總管理處同人正在搶救財務,並轉運至安全處

從1939年2月24日至1940年5月8日,前後雖僅一年又兩個半月,但在生活書店歷史上卻是具有里程碑性質的一段歲月。在這段歲月裏,生活書店舉行了社員大會,通過了新社章,選舉產生了新一屆領導機構,結束了由“臨時委員會”主持社務的歷史。商務印書館總經理王雲五就曾對鄒韜奮説:“全中國出版家有成績者僅爾我兩家。”並大讚,“我館裏幹部老了,你店卻全是青年幹部,真是了不起。”

但是,生活書店這種發展勢頭並沒有維持多久,即接連遭受侵華日軍轟炸和國民黨當局的雙重摧殘,大批分支店或毀於兵燹,或被查封。到1940年6月,生活書店在全國各地建立的56個分支店,除5處因戰局關係而自動收歇外,其他45處都先後被封閉或勒令停業,僅剩下重慶、成都、昆明、貴陽、桂林、曲江6個分店。

國民黨查封生活書店衡陽支店、新知書店衡陽分店,職工十餘人被捕,43天后取保釋放,在旅館留影(1940年)

生活書店響應號召為前線戰士撰寫慰勞信並組織競賽,黃寶珣一組以642封獲首獎(1939年6月。前排左起:孫明心、黃寶珣、張知辛;後排左起:張志民、張錫榮)

生活書店西安分店門市部內景,開架售書為生活書店特色

生活書店昆明分店門頭廣告

周武表示,在這種情況下,生活書店維持尚且困難重重,更遑論發展。但生活書店並沒有倒下,依然在極其艱困的條件下進行頑強抗爭和不屈“苦鬥”,並竭盡所能“供應抗戰需要”的精神食糧,以“生活精神”書寫了一部可歌可泣的出版傳奇,“生活書店不是民國時期最大的出版社,但它有自己的獨特追求和情懷。”

《生活書店會議記錄1939-1940》是“韜奮紀念館館藏文獻”叢書第三種。上海韜奮紀念館成立於1958年11月,在建館六十週年之際啓動館藏資料影印計劃,首先影印出版的是生活書店會議記錄。這批檔案信息量大、自成體系,且保存相對完整,頗具史料價值和研究價值,此前已相繼推出《生活書店會議記錄1933-1937》《生活書店會議記錄1938-1939》。

鄒韜奮在重慶主編《全民抗戰》期間為張維元題詞(1940年)

第一冊《生活書店會議記錄1933-1937》的起止時間自生活書店在滬創立後第一次社員大會召開起,至抗日戰爭全面爆發、生活書店總店遷至漢口止。社員大會、理事會、人事委員會、監察委員會等會議記錄記載了生活書店初創時期民主管理體制的形成和完善,社務情況及人事變動等事項;第二冊《生活書店會議記錄1938-1939》的起止時間為1938年1月3日生活書店總店遷至漢口,到1939年4月臨時委員會結束,記錄了替代理事會、人事委員會、監察委員會三個機構職權的臨時委員會,在戰爭動盪的特殊時期處理社務、業務和人事等情況。

周武説:“出版社的會議記錄鮮為外人所知。我個人認為,這套生活書店會議記錄是近年整理出版的最好的出版史文獻。它不僅可以用來研究出版文化,還可以幫助我們理解那個時代的知識分子羣體。”

上海韜奮紀念館館長趙書雷表示,期盼這批影印檔案能讓更多人瞭解韜奮及生活書店同仁獨特的經營理念和民主的管理運營機制,能為近代文化史、社會史及新聞出版史研究提供更多第一手資料。

(本文歷史圖片來源:上海韜奮紀念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