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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讚時代 歌詠生命——評《延安答卷——脱貧漫記》
來源:中國藝術報 | 劉巖   2020年11月19日09:04
關鍵詞:延安 脱貧

貧困,是全世界面臨的共同挑戰, “消除貧困,自古就是人類夢寐以求的理想”。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在消除貧困、改善民生的道路上矢志不渝、堅定前行。改革開放40多年來,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全黨全國人民立下愚公移山志,咬定目標、眾志成城、攻堅克難,全面打響了具有世界意義的脱貧攻堅戰。地處黃土高原的革命聖地——延安,面向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百年奮鬥目標,以一往無前的勇氣和堅韌不拔的決心開啓了脱貧攻堅的新徵程,226 萬老區人民堅定信心、齊心協力,同時間賽跑、與貧困較量。2019年5 月8日,延安正式宣告,實現貧困縣全部“摘帽”,從此告別絕對貧困,進入了奔向全面小康的新生活。“文學在重要的歷史時刻必須在場,作家在時代的偉大變革中不能失聲”,厲彥林創作的《延安答卷——脱貧漫記》,以延安為時代樣本,描繪了中華大地上氣勢磅礴脱貧攻堅的動人景觀。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把提高作品的精神高度、文化內涵、藝術價值作為追求,讓目光再廣大一些、再深遠一些,向着人類最先進的方面注目,向着人類精神世界的最深處探尋”。《延安答卷》以飽滿、生動的筆觸記錄了延安“綠色脱貧之路”的先進經驗,描繪了延安鄉村振興、城鄉結合的幸福景象,謳歌了延安精神在脱貧攻堅、全面小康中的時代力量。

就精神高度而言,《延安答卷》闡釋了黨的領導是打贏脱貧攻堅戰的根本保證。《詩經·民勞》有云,“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解決貧困問題,是中華民族千百年來為之不懈奮鬥的夢想。回溯中國歷史,沒有哪一個朝代能夠讓人民擺脱絕對貧困,無論是封建朝代的“盛世”,還是積貧積弱的近代中國,從未真正讓人民吃飽穿暖,勞苦大眾一直過着艱辛的生活。《延安答卷》深刻認識到,擺脱貧困、全面小康,只有中國共產黨念茲在茲、須臾不忘。中國共產黨從誕生那天起,始終把為天下勞苦大眾擺脱貧困、謀求幸福作為奮鬥的目標,持之以恆地消除貧困、奔赴小康。面對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事實雄辯地證明,中國共產黨善於在逆境和磨難中奮起,持續創造出讓人難以置信的偉業奇蹟。習近平總書記在第七十五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上的講話中指出,我們有信心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如期實現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脱貧,提前10年實現《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減貧目標。萬山磅礴看主峯,脱貧攻堅,黨的領導是根本,如作者所言“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獨特優勢,是中國人民擺脱貧困、走進幸福之門的一把‘金鑰匙’”。

就文化內涵而言,《延安答卷》彰顯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歷史自覺與文化自信。文學作品要樹立正確的歷史觀,這是“目光更深遠一些”的創作要求。脱貧奔小康是歷史命題,《延安答卷》作為延安脱貧的時代註腳,揭示了中國共產黨最深沉的歷史觀,即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作者回顧中國共產黨的百年曆史,我們黨“始終腳踏中國這塊古老的土地,高舉馬克思主義信仰的旗幟,立黨為公、執政為民,黨愛人民,為民而生,為民而興,為民而強”,黨的歷史“既是一部黨為人民服務、團結帶領人民艱苦奮鬥的歷史,又是一部人民養育黨、支持黨、幫助黨、成就黨的歷史”。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始終把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人民羣眾的根本利益作為脱貧攻堅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堅持脱貧攻堅為了人民、脱貧攻堅依靠人民、脱貧攻堅成果由人民共享,矢志不渝走逐步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延安答卷》遵循馬克思主義歷史觀,通過一個個生動的人民故事,表現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在中國革命、建 設、改革不同時期和正在進行中的復興時期,始終不渝地堅持馬克思主義‘人民歷史觀’”。在歷史的縱向座標上,《延安答卷》是中國共產黨人民歷史觀的偉大勝利,在歷史的橫向座標上,《延安答卷》是具有世界意義的中國範本。作者指出,貧困問題、人口問題和環境問題,是當今國際社會公認的三大難題,被喻為急需求解的“納維—斯托克斯方程”。《延安答卷》引用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對中國脱貧事業的評價、各大世界經濟組織官員的發言,並結合世界銀行發佈的數據實例,充分證明了中國的減貧成就是“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事件之一”。這不僅顯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制度自信,更彰顯了傳承五千年中華文明的文化自信。

就藝術價值而言,《延安答卷》飽含憐愛之心與悲憫之情,從我國優秀的古詩詞中汲取養料,帶着雋永的哀傷,抒發着英雄氣概的讚美詩情。書中寫道,明代詩人于謙在《詠煤炭》中慨嘆,“但願蒼生俱飽暖,不辭辛苦出山林”,鄭板橋在書齋聽冷雨敲窗,喚起“衙齋卧聽蕭蕭竹,疑是民間疾苦聲”。《延安答卷》在崇高美中獲益有二。論及其一,崇高美征服我們,使我們生畏,轉而又振奮我們的精神,鼓舞我們的意志。“激起我們崇高感的是那遼闊的蒼穹,鋪天蓋地的狂風暴雨,浩渺無際的汪洋大海”,更崇高的是,“蘇格拉底或列奧尼達的那種大勇,全能造物主的氣概,他説要有光,於是便有了光”。《延安答卷》描寫文明河流的寒冷與飢餓,“元代張養浩在賑濟災民的路上,望着滿地因飢餓而死的災民,心生一種寒冷徹骨的悲愴,在《山坡羊·潼關懷古》中憤世感慨:興,百姓苦;亡,百姓苦”,但筆鋒一轉,繼而以毛澤東“為有犧牲多壯志,敢叫日月換新天”的壯麗詩篇,宣告了中國共產黨從《到韶山》傳承至全面小康的“要有光”的大勇之聲。康德説:“崇高感是一種間接引起的快感,因為它先有一種生命力受到暫時阻礙的感覺,馬上就接着有一種更強烈的生命力的洋溢迸發”,作者即是依這樣的美學原理,書寫了生命力僨張的延安脱貧之路。

論及其二,《延安答卷》的崇高感重在弘揚民族精神。優秀的中華傳統文化藴含着喚醒價值感的崇高力量,及至今日,崇高感依然以其亙古的恆量在平庸的現實世界中,呼喚英雄主義,歌詠詩的正義。宗白華先生説,文學意境與民族精神緊密相連,文學能轉移民族的習性,他認為,“在漢唐的詩歌裏,都有一種悲壯的胡笳意味和出塞從軍的壯志,而事實上證明漢唐的民族勢力極強,晚唐詩人眈於小己的享樂和酒色的沉醉,所以歌詠,流入靡靡之音,而晚唐終於受外來民族契丹的欺侮”。聞歌詠以覘國風,在我國社會主義文學創作的新時代,《延安答卷》以“班馬蕭蕭,大旗飄飄”的磅礴氣勢,唱響主旋律,弘揚正能量,書寫了血色鮮麗的民族精神和大勇無畏的時代風貌!

歌德在《浮士德》中説:“在那幸福的時刻,我感到渺小而又偉大。”《延安答卷》,一幅中華兒女脱貧攻堅、全面小康的時代答卷,在這幸福的時刻,正徐徐展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