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户登錄投稿

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戴錦華:“向度批評家”叢書序言
來源:文藝批評(微信公眾號) | 戴錦華  2020年11月18日09:14
關鍵詞:批評 戴錦華

在關於20世紀諸多特定十年的故事之間,70年代絕少作為一個特定的“十年”、清晰的“時代”獲得討論與指認。然而之於20世紀的中國,70年代確乎包含着一次全新的開啓,並且在當下逐漸顯現了其豐富的歷史內涵。文藝批評今日推送戴錦華老師為“向度批評家叢書”所作序言。“向度批評家叢書”作者們均“生於七十年代”,或曰“七十年代人”。他們的個人與學術生命並非始終為大時代、大事件裹挾並標識;但較之他們的後來者,他們的學術仍與社會事件千絲萬縷、藕斷絲連。叢書作者們成長、求學與治學的年代,個人主義仍是在中國社會無根飄蕩的神話或曰幽靈,但他們亦生長於理想主義、集體主義消散的歷史時刻。因此,他們的學術與思想間或顯影出某種遊移、某種不“純粹”,某種多重意義上的與歷史、現實糾葛、牽連和間隔,這也正是令他們的學術、思想各具特色與活力的原因。

本文為“向度批評家”叢書序言,該叢書《打開中國視野》(賀桂梅 著,北京大學出版社,2020-10-01)已面世,感謝北京大學出版社授權“文藝批評”發佈!

 

若為這套叢書的作者尋找其共同點,那就是他們前前後後、參差錯落地生於20世紀70年代。這樣的共同,似乎明確將他們標識為一個代際,儘管他們諸人諸面,學術理路與個性迥異、鮮明。

對代際與斷代的痴迷,似乎是20世紀中國的遺贈。一邊是趕超邏輯內部的對“新”、“開端”的無限飢渴與索取,於是永遠在終結抵達之前宣告開端,永遠在接續未臨之際嘗試斷代;一邊則是震盪起伏、波譎雲詭的社會激變,確乎在不同年齡段的人們之間,製造着難於通約、共情的生命經驗、歷史體認與知識系譜。

在關於20世紀諸多特定十年的故事之間,70年代絕少作為一個特定的“十年”、清晰的“時代”獲得討論與指認。儘管在這十年間橫亙着一個不容無視的重要年份:1976。或許正是這個重要的年份 “腰斬”了“70年代”,將其分隔在兩個時代、“新、舊”之間。今天,當20世紀漸行漸遠,被諸多世紀敍述所借重且略過的“70年代”,卻開始漸次顯現出其豐富的歷史意味。這不僅由於它跨越並覆蓋了當代中國一個重要的終結與開啓,更由於它於不期然間顯露了充斥在20世紀敍事之間的斷代説或代際説的曖昧與症候。

70年代之於中國確乎包含着一次全新的開啓,但這開啓卻大大先於標識開端的年代。這一十年的揭幕時分,中美破冰、冷戰破局,陣營間的思想與價值對峙開始碎裂紛落;國家文化產業與生產重新重啓並再佈局。在我們今日的回溯或曰後見之明的視域中,尤為重要且清晰的是1973年:停滯了七年之久的文化機構復甦、恢復生產,事實上啓動並準備了未來八十年代“文藝復興”的主要“硬件設施”;50-60年代國家翻譯過程與六七十年代兩度“內參書”的規模刊行已然分娩了其孕育的“逆子”:星羅棋佈與全國的各類“讀書會”,“朦朧詩”的知名篇章已在書寫或寫就;再度鼓勵原創的、各類國家與地方的“工農兵寫作班”培養並賦權了將於七十年代末端登場的政治文化“改宗者”……。在我個人的思想視域中,“短20世紀”至此已然終結。20世紀,這個為十九世紀的“世紀末”侵吞了第一個十年的“世紀”,至此已開始為一個曰“後冷戰”的世界時段截去了20餘年的“末端”。

相對於日曆上的70年代,“終結”的降臨亦遠在終結宣告之後。這不僅是指1976年之後的若干眾聲喧譁且黯啞失語的年份,亦是指歷史戛然斷裂之處綿長而濃重的拖尾:似於無聲處炸裂的“傷痕文學”遍佈着工農兵文藝的胎記,影壇“第四代”的登場無疑是對六十年代蘇聯“解凍”電影的遲來應和;七八十年代之交、延伸到八十年代前半期的思想與文化論爭與實踐,正是文化政治對政治文化的重新銘寫。一場彼此交錯、重疊,迅猛又遲滯展開的終結與開端。

然而,對於叢書作者們而言,再度勾勒或標識“七十年代”,並非旨在直接定義或圖繪他們的歷史屬性或時代特質。如果它卻確乎構成了一個“代際”:“生於七十年代”,或“七十年代人”,那麼,他們也正是與“世紀兒”或“時代之子”的命名和指認漸行漸遠的“一代”。他們與20世紀此前諸代不似,他們的個人與學術生命並非始終為大時代、大事件裹挾並標識;但較之他們的後來者,他們的學術仍與社會事件千絲萬縷、藕斷絲連。如果一定將他們作為某種“代際”來描述,他們出生在一個為社會政治史切開的十年,成長於中國社會內部轉軌的年代,登場於冷戰終結的世界震盪之中。但他們共同的學術狀態卻並非未死方生或水土不服。相反,作為中國大學教育國際化、機構化的參與者與成就者,他們是20世紀中國第一批相對完備的大學人文教育的產物——他們幾乎無一例外地是彼時全新的學位體制中的博士,在結束了連續十年上的大學求學生涯而後於大學執教。也許正是始自他們,學院、學人,不再是某種修辭性的表述,而是成了某種真切、清晰的社會事實、特殊空間與社會角色。至此,“學人”不再是與“知識分子”幾乎重疊的概念和自我想象,而是成一組彼此區隔又充滿張力的社會功能角色狀態。換言之,與他們的思考、寫作緊密相連的首先不是政治史、社會史的衝擊,而是學術史的脈絡與思想史的譜系。而較之於他們的後來者,他們儘管學術路徑各異,卻分享着某種間或遲疑迷惑卻不能自已的社會關注與訴求。也許與他們的生命經驗相關、也許我們相關,他們的另一重不能自已則是朝向近代、現代與當代的中國史,一份因當下的社會關注而生的回眸凝視。這同樣令他們在全球性的、關於20世紀的遺忘術裏顯現了異色。較之我們,他們國際學術視野不再是得自書本、充滿偶然性的斷篇殘簡,而是生命中與身體性的就學、訪問、旅行與交流中習得,因此是內在的、而非外在的模板與參數。叢書作者們成長、求學與治學的年代,個人主義仍是在中國社會無根飄蕩的神話或曰幽靈,儘管後者正悄然在消費主義和獨生子女一代的土壤與空氣中降臨;但他們亦生長於理想主義、集體主義消散的歷史時刻。因此,他們的學術與思想間或顯影出某種遊移、某種不“純粹”,某種多重意義上的與歷史、現實糾葛、牽連和間隔。如果説,這正是昔日初登場的“八十年代人”聲稱“不與七十年代人交朋友”的理由,那麼這也正是令他們的學術、思想各具特色與活力的原因。

承叢書的作者與發起者復生與桂梅的盛意,我追隨師長洪子誠教授“充當了”叢書的主編之一。若説叢書編纂的初衷,旨在某種同代、同好、同門——也許更重要的是同立場的晚輩學人的際會,那麼,經由一再的延宕、中斷、變遷之後,動議之初的“後輩”學人們已各自揚名立萬。際會、舉薦之味已無,叢書多少成了學術歷史檔案的一隅。他們是21世紀人文思想與學術的啓動者,也是間或高度自覺、間或不甚情願的20世紀曆史遺產的承接人。我,我們認同並寄望於他們。於我,難於治癒的“世紀病”之一,是恥於真情告白,恥於自居人師。不錯,我曾在洪子誠老師的課堂上受教,我也曾教過叢書作者中的多數,不敢自居或奢望“薪火相傳”,惟願學院不封閉,思想、學術能參與守望並創造未來。

2020年8月8日

新冠疫情暫退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