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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亮:挫敗的抒情
來源:《長江文藝》 | 韓松剛  2020年11月18日09:11
關鍵詞:葛亮 抒情

繼《朱雀》之後,葛亮又寫了《北鳶》。和《朱雀》一樣,《北鳶》還是熟悉的葛式風格。時代動盪、家庭興衰、亂世情愁,一部長篇小説吸人眼球的要素幾乎齊備。《北鳶》一出,褒貶不一,小説獲選“《亞洲週刊》全球華文十大小説”,卻也在第十屆茅盾文學獎最後的角逐中鎩羽而歸。

《北鳶》的落選,在意想之中。從第十屆茅盾文學獎的獲獎作品來看,這是一次徹底的“北方”的勝利,或曰“北方風格”的壓倒性優勢。長篇小説似乎只有在“北方”的場域裏,才能證明自己的價值。一個強大的“北方”正在中國長篇小説的寫作中得以生動的闡釋,並慢慢建構起一種帶有曖昧屬性的總體景觀。

葛亮是不是也有向北的空間意圖,我們不得而知。但是,與《朱雀》把故事講在南京不同,《北鳶》的敍事空間確實轉移到了北方。遺憾的是,葛亮並沒有在革命和歷史的洪流中找到“北”,相反,小説最後還是跑向了“南”。葛亮終究還是屬於南方的,《北鳶》的小説腔調仍然脱不了南方的氣質,一種憂鬱的抒情就像風箏一樣,在一個時代的特殊景觀中嬉戲漫遊,令人難以忘懷。

葛亮的小説敍事是抒情詩式的。在這個小説越寫越“現實”的時代,《北鳶》以不那麼“現實”的方式抵達了另外一種“現實”。這個“現實”不是失序和秩序的反覆,不是道德和價值的較量,不是傳統和現代的沖決,不是人性的複雜和闌珊,而是對切實又虛無的生活和宿命的內心喟嘆。葛亮把人生中的寂寞和希望,交付於歷史之中,這人生並不為世界另眼相待,卻自有一份痴情和熱愛。這是葛亮的“抒情”美學。

小説,或者説一切文學,説到底是抒情的藝術。中國文學,抒情傳統其來有自。但這種抒情傳統,在中國文學的情感更替和審美變遷中,正在發生衰退和新變。抒情就像一個老化的物種一樣,已經不能在“現實”的鐘聲裏產生動人的迴響。這種衰退的傾向在新世紀以後的寫作中表現得更為凸顯,在“一地雞毛”之後的光怪陸離裏,一切的抒情都變得越發“猶疑”和“可疑”,似乎再也沒有一種情感是非要眼淚表達的。

毫無疑問,在這個情感支離、生活破碎的貧乏時代,抒情的荒蕪幾乎不可避免。對此,有評論家分析指出,“抒情的衰退是時代轉型、文學變遷的綜合結果,但其直接的根源是主體性的消散。抒情碎片化的根源正是主體的碎片化。”[1]在魯迅的“無聲的中國”之後,一個有聲的黃金時代未能久遠,我們似乎又在經歷着新的漫長的情感沉默,小説正在“現實”的繁華競逐中失去時間的深度和真實的要義。

一部百年中國新文學史,幾乎是一部革命與啓蒙交織的思想史,對情感的梳理和呈現顯得不發而隱祕。與內心的浪漫抒情相比,理想的價值抉擇、道德的倫理困境、時代的高談闊論,幾乎是一代代作家堅定而熱烈的文學信條。在這樣的小説世界裏,現實與抒情、具化與抽象相互對立、相互牴牾,一種抽象的抒情,在一個個堅固的信念裏水土不服且格格不入,那些滿含靈感的情感時刻,在不可縮減的現實裏在劫難逃。

王德威以“抒情民國”評價《北鳶》,實在是道出了這部小説在當下長篇小説中的特殊意義。這一看法,自然與他對中國文學“抒情傳統”的青睞有關。王德威認為:“在革命、啓蒙之外,‘抒情’代表中國文學現代性——尤其是現代主體建構——的又一面向。”[2]在《北鳶》中,葛亮似乎有意無意地保持着與“啓蒙”的疏離。《北鳶》有關“革命”,但同時拒絕進入“啓蒙”的敍事圈套,他以抒情的方式推動小説敍事,並建構起別具一格的藝術理路和詩學想象。

葛亮的《北鳶》,流露出一種“童年的心智”。就情感或直覺而言,葛亮似乎也可以歸於帕慕克所説的“天真的和感傷的小説家”。這種“童年”式的天真和感傷,有時候能夠從作者塑造的人物看出來,文笙、仁楨,小説的這兩位主人公,即透着不可言説的孩子氣,而昭德、昭如姐妹,哪一個不是天生的感傷家。但更多的時候,這種感傷是通過時代氣氛和生活氛圍的營造表達出來的。《北鳶》有着十分鮮明的畫面感,不管是小説的開頭還是結尾,情感的渲染和抒情的餘響,就像風箏在高空中獵獵的爭鳴,轉瞬間化作孤獨的風雅。

《北鳶》是一個想象的世界,這個世界由一個個詞語和一幀幀記憶組成,每一個細節、每一個瞬間,經由物和感的串聯,拼接成一幅滿溢抒情意味的生命圖景,從而一併融入歷史的總體性景觀之中。小説寫人,但一切的人都與物發生着關聯,而小説中的物又無不是人以及人的情感的延伸。在歷史中書寫人與物的關係,其實是很難的,那些在歷史的碎片中被打撈起來的生活物件,只有附着了小説家情感的體温之後,才變得活泛而生動起來。葛亮説,《北鳶》的書名源於曹雪芹《廢藝齋集稿》中的《南鷂北鳶考工志》。《北鳶》寄予了葛亮對於“物”的世界的好奇心和同情心。認識物,即是認識人。

小説是生活的藝術。一切的宏大和細微,都關涉生活的肌理。土耳其作家奧爾罕·帕慕克説:“小説藝術的根本目標在於呈現精確的生活描述。”[3]小説寫的是歷史中的故事,但小説不是歷史,它是生活(幻想的或真實的)的總集,小説中的人物有時候甚至都不那麼重要,而重要的是人物在生活中與世界打交道的方式。小説的任務不是揭露真相和現實,而是在藝術的虛構中獲得理解真相、現實的力量和自由。《北鳶》的結構、敍事並沒有想象中的精妙和精彩,但小説中對於人情風物的細緻考工、對於一景一情的認真雕琢,着實是下了功夫的,這在當下的小説家尤其是青年小説家中並不多見。

錢穆在論及中國文學時説:“西方文學主要在通俗,得羣眾之好。中國文學貴自抒己情,以待知者知,此亦其一異。”[4]《北鳶》是中國文學抒情和言情傳統的當代延續,它通俗,不惡俗,葛亮無時不在試圖扭轉一種既定而呆板的傳統敍事套路,卻似乎缺乏使小説發生質變的靈感和智慧,因此,也就有了諸多革命和歷史的無奈膠合,甚至於我們熟悉的青春痕跡。細細想來,《北鳶》不過是百年中國文學青春寫作的另一種情緒變形。這會是70後一代最後的青春嗎?

抒情是超現實的,但離不開現實,有時候甚至要帶着那麼一點通俗。中國文學需要宏大的史詩,一種囊括主體情感的心靈史詩,但更需要温潤着個體生命血脈的人間煙火和愛恨情仇。我們不要概念化的時代讚歌,更不要空洞而空泛的膚淺“抒情”,這些東西於我們已經太多了。我們最為匱乏的是一種基於主體、物體、命體的平等審視、深度觀照和心靈脩煉。或許,對於每一位優秀的小説家來説,他們要做的,就是以一種與眾不同的抒情方式,去書寫自己所體驗和洞察的“現實”,這種不同才是小説風格和自我人格的堅實基礎。

在歷史的長河中,不會有一種小説會完整記錄一個時代,尤其是在這個現實越發複雜的時代,小説似乎已經越來越承受不起這樣的重託。“不管我們活多長,不管我們認知到多少所謂‘生命的真實’,更大的畫面總是超出人類理解,挫敗我們想了解人生終極目的的渴望。”[5]在這個意義上,《北鳶》以及一切小説都不具備把人從生命的枷鎖中解救出來的力量和能力,更大的分裂和黑暗只會源源不斷地產生,但小説存在的意義或許就是,它可以讓我們更深刻地認識這一點。

對於當下的小説寫作,我依然悲觀。生活並非這樣,小説就是小説,它終究會被遺忘。

 

註釋:

[1]黃髮有:《抒情的衰變——論近三十年中國文學的情感歷程》,《文藝研究》2017年第6期。

[2]王德威:《抒情傳統與中國現代性——在北大的八堂課》,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0年版,第3頁。

[3][土耳其]奧爾罕·帕慕克:《天真的和感傷的小説家》,彭發勝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3頁。

[4]錢穆:《中國文學論叢》,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2年版,第138頁。

[4][美]羅伯特·波格·格里森:《我們為何膜拜青春》,梁永安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8年版,第3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