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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的波洛克》:一本波洛克畫作引發的懸疑小説
來源:澎湃新聞 | 徐蕭  2020年11月16日08:39

2006年11月3日,美國行動繪畫鼻祖拍出傑克遜·波洛克的作品Number 5(《1948年作品第5號》)以1.4億美元的成交價,拍出了當時全球繪畫作品最高價。

 

《1948年作品第5號》

哈佛大學藝術史博士黃文叡得聞消息,幾年前的一件小事浮上心頭。擅長西方現當代藝術史、視覺藝術符號學、藝術市場消費行為和文化研究的他,當時在美國擔任藝術顧問,被一位佛羅里達的藏家邀請到家裏鑑定六幅波洛克的畫作。看到畫作後,經驗告訴他,這裏面有問題,不僅僅是作品的真偽問題,還牽涉到金融詐騙。

此事雖然未有結果,但一直懸在黃文叡的心中。他覺得是很好的小説虛構素材。

如今,十多年過去了,這個念頭終於得以完成。其以文叡作為筆名,以波洛克的滴畫為線索展開的藝術金融懸疑小説《消失的波洛克》在日前由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並於11月14日下午,在上海中心朵雲書院旗艦店舉行了分享讀書會。

《消失的波洛克》書影

《消失的波洛克》講述了一段曲折離奇、危機重重的探案故事。一則因波洛克滴畫而起的犯罪案件發生在長島東漢普頓,美術館館長、金融界大鱷、保險業鉅子、藝術品收藏家、聯邦調查局探員等各色人羣均捲入其中,而最終的祕密則藏在波洛克的22幅滴畫之中。

書中,他大量援引現代藝術史知識以及相關歷史掌故和野史,同時引入偵探、陰謀論等元素,使得史實與懸疑交織,藝術與驚悚相融。同時小説還呈現了藝術圈與金融市場、藝術品犯罪之間的複雜關係。

想要寫一本類似《達·芬奇密碼》的小説

在那次鑑定之前,丹·布朗的《達·芬奇密碼》,黃文叡已經讀了好幾遍。

“我不敢説它對我完全沒有影響,但是它是讓我想要寫一本類似小説的一個非常大的動機。”黃文叡説道。

不過,《達·芬奇密碼》的故事是架設於一個虛擬的地下組織,用宗教符號的方式梳理故事情節,很多是完全靠着想象,黃文叡覺得似乎可以跳出這個框架,另尋他途。

“進入藝術品市場後,看的多了,接觸的多了,就知道這裏面有太多台面上和枱面下的手法了。”就在這時,波洛克疑作之事出現了。

“佛羅里達州有一個大收藏家,想要把一批東西抵押給銀行做融資,必須找第三方的鑑定線下機構,就找到了我當顧問的一家公司。”看到畫之後,黃文叡心裏充滿了問號,但他看到了跳出《達·芬奇密碼》框架的切入點,“裏面涉及到很多的爾虞我詐,可以成為小説的素材。”

2006年,波洛克的《第五號》在市場上創造全球畫作最高價,讓黃文叡感覺到時機快成熟了。“想想看,當年的六件作品如果能魚目混珠的進入市場,在一件作品能夠賣1.4億美元的情況下,這六件作品就不得了了。”一個與藝術市場交易相關的懸疑框架逐漸形成。

但是因為工作的關係,這個故事直到回國後才落地成書。前後醖釀花了十多年,但從真正動筆到完稿卻只用了三個月。 

“或許創造了一本現象級的作品”

作為藝術評論家,《消失的波洛克》首先吸引丁曦林的當然是波洛克其人其作,波洛克和懸疑掛鈎,讓他感到期待,想一窺究竟。

等到一口氣讀完之後,他感覺“這可能是一本現象級的作品”。

“為什麼是現象級的作品?因為我沒看過除這本書之外的第二本藝術金融小説,藝術小説倒是有。”在丁曦林看來,會寫小説的人不一定能駕馭藝術金融,而懂金融的未必能寫小説,未必能寫得這麼流暢,“這本書將來會有無限的可能,可能會改編成電影、電視劇。”

華東師範大學美術學院副院長張方白自述因為忙於繪畫、展覽,已有十年沒看書了,“但是這本書我一看就入迷了。”不僅如此,看完之後的幾天,他依然沉浸在書的劇情中。這讓張方白覺得,不僅僅是藝術、金融這些符號,作為小説,《消失的波洛克》是有自己的特殊技巧的,而這也是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非常看重的一點。

拿到書稿後,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社長王焰首先想到了丹·布朗。

“我知道黃先生是一個藝術家、藝術評論家、鑑賞家,他來寫這個小説,我第一感覺是想到了丹布朗,我覺得這就像一個學者在他熟悉的領域,把他知道的知識和他的符號、理論用故事表達出來,這是一個很有趣的話題,也是很有意思的題材。”但是光具有學科和知識背景是不夠的,如何以小説的標準呈現才是核心。

“大家都知道我們不是一個以出小説作品見長的社,小説出得很少。所以我們如果要出小説作品,是有門檻和要求的,我們會對文字有相當的把握和認可才會出版。”在王焰看來,《消失的波洛克》在文字和情節足夠吸引人,是最打動她的,其次才是有可能誕生了一個新的IP,“可能拍電影、拍電視,甚至也有可能做一個小劇場的話劇。”

寫書寫到快精神分裂,最關心的是人性

在《消失的波洛克》中有着不少知識性的內容,但是黃文叡覺得這不是掉書袋或強説辭,而是根據情節需要的有機結合,是為了使得內容和情節更具可信性。不同於丹·布朗的大量虛構,在黃文叡看來,一個小説能貼近讀者,其虛構和真實的比例應該是一半一半,即使是虛構的部分也要讓讀者渾然不覺。

而無論是波洛克也好,還是金融詐騙也好,黃文叡都只是把它們作為切入點或表象,其真正想要呈現的是其中複雜的人性。

回國以後,黃文叡深感中西方文化的差異。在國內,他所接觸到的最重要的不是作品,而更多是人的問題,“人處理不好,你不可能還有機會碰到作品、談到作品。”這讓他理解了為什麼説中國人是重人重情的,為什麼常常講情理法。

所以在小説裏,波洛克只是影子,人物性格和人性始終是第一位的。裏面的人物圍繞着波洛克的作品爾虞我詐、你來我往,人性就出來了。“不要問我這部小説有沒有什麼對文化的思考之類的,沒有,我寫小説我只想講述人性。”

為了使得這些複雜多變的人物可信、清晰,黃文叡不僅做了大量筆記備忘,還會投射進入不同人物的內心和行為,寫到後來,他覺得自己已經有點精神分裂了,“但是我非常享受精神分裂的狀態。”

在他看來,當藝術家多少都要有點精神分裂的狀態,尤其是創作的過程中。“我常常講波洛克是無賴,為什麼他還會被封為最偉大的藝術家?因為只有無賴才能幹這麼偉大的事情,太清醒的人幹不了,福柯説文明是建構在瘋癲上的,所以藝術創作就是那瘋癲的一瞬間,文學創作也是要進入瘋癲的狀態,你不能太清楚知道自己的位置,要做到無我、忘我。”